4酒的类型
一项对名哥本哈根市民的研究证实,在任何含酒精饮料的消费者中,肝脏疾病都会增加,但那些喝葡萄酒的人似乎比那些喝啤酒或烈性酒的人风险低。这些数据似乎支持葡萄酒中某种“保护性成分”的效应,比如葡萄酒中的一些黄酮类化合物比啤酒或烈性酒更为丰富,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性和组织保护作用。国内也有两种白酒“保护肝脏”的研究,似乎没有道理,但细想还是值得研究的。因为除了酒精之外,酒中的其他保护性成分可能更重要。
5饮食因素
高脂饮食已被证明与更严重的肝脏疾病有关。酒精相关性肝损伤的所有阶段(脂肪变性、脂肪性肝炎、肝硬化),肥胖和高血糖都是最强的预测因素。对名苏格兰男性进行了23年的随访研究,与既无肥胖也无饮酒的人相比,发现肝脏死亡的相对风险,单纯肥胖男性为1.29,单纯饮酒过量男性为3.66,肥胖加狂饮为9.53。因为两者都发生在肝脏代谢通过相同的路径;肥胖还能促进包括循环血管紧张素、去甲肾上腺素、胰岛素和葡萄糖的升高,以及脂肪因子的不平衡,直接激活肝肌成纤维细胞因子,所以出现1+12的表现。
6经济因素
来自发达国家的社会调查和死亡率研究表明,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中,有更多的饮酒者、更多的饮酒场合和更多的低风险饮酒模式。然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似乎更容易受到酒精消费带来的实际问题和后果的影响。对于给定的饮酒模式,体力劳动者似乎比非体力劳动者更容易受到与酒精相关的严重健康后果(包括死亡率)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脆弱性是世代相传的。例如,SES较高的个体可能更能够选择更安全的环境,在其中饮酒,购买社交或空间缓冲行为,并更好地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可能解释了SES相关的住院或酒精问题治疗后存活率的差异)。社会地位较低群体中的个人的支持网络不够广泛,也就是说,在严重后果发生之前,激励他们解决酒精问题的因素或人员较少。过去有人提出的第三种有争议的解释是,在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中,存在着“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行为模式,即穷人很少喝酒,但当他们喝酒时,却喝得很多,因为市场自由化和日益富裕增加了酒精在经济增长中的低消费群体中的供应。鉴于酒精负担能力的变化往往增加了饮酒,特别是在较低的社会地位群体中,预计酒精消费量的增加将增加发展中经济体中由酒精引起的疾病负担。与酒精使用障碍有关的边缘化和污名化进程,以及可能导致的社会地位的漂移,也可能造成重大的社会负担。与饮酒和酒精所致疾病负担有关的最重要的社会脆弱性因素是经济发展。一般来说,经济发达的地区,酒的质量和饮酒模式更科学,所以饮酒者的数量多,戒酒者少,酒精相关疾病者少;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劣质酒多、饮酒模式比较随意,饮酒者多(包括家庭聚集),戒酒者少,健康状况差的人多。酒精消费水平和模式与经济财富之间的关系似乎相当直接。在获得治疗或其他资源不平等的情况下,特定水平或模式的饮酒对那些资源较少的人的健康和社会影响也可能更为严重。更大的经济财富与更高的消费水平和更低的戒酒率有着广泛的联系。然而,在一定的饮酒水平或饮酒模式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社会中,酒精引起的死亡率、疾病和伤害的负担通常比较富裕的社会要大。对于诸如肝硬化等重度饮酒的慢性影响,由于营养不足或病毒性肝炎等辅助因子的存在,常常会有更坏的结果。此外,减轻饮酒对健康不利影响的服务可能不太普及。酒后驾车也可能会有更糟糕的结果,因为较不富裕的社会街道和车辆的安全性较低。
7吸烟
酒往往伴随吸烟。在大型队列研究中,吸烟与酒精性肝硬化的风险增加相关。每天20支香烟的相对风险是不吸烟者的3倍。易受伤害的个体往往更容易产生一个以上的个体风险因素,例如不健康的饮食、缺乏体力活动和吸烟。
8咖啡
近来咖啡保健的新闻不断。对美国西部名医疗保健计划参与者进行了长达15年的跟踪研究,发现喝咖啡对ALD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剂量依赖性保护作用。在年龄、体重、吸烟、性别和种族进行标化后,每天喝4杯咖啡可将ALD的相对风险降低至0.2。可能的保护机制包括拮抗和上调抗炎作用的腺苷A2受体,抑制磷酸二酯酶或增强抗氧化防御。这种解释似乎有些牵强,因为欧洲人饮酒是一种习惯和欣赏,喝咖啡的时间占用了饮酒的时间,必然降低了饮酒的频率和量。
饮酒对公共健康影响的研究,往往都是在社会贫困程度较高的地区,在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社会支持有限的情况下,上述部分或全部因素很可能会共同增强酒精对肝脏的有害影响。
专家简介王炳元,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先后担任中国医院消化内科主任、老年消化内分泌科主任。擅长食管胃肠和肝胆胰腺原发或继发的各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老年疾病的综合评估和治疗方法的选择,住院患者营养评估和营养支持的技巧,以及肿瘤治疗方法的新理念。尤其是各种肝病的诊断和治疗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的研究与世界水平同步。欢迎热点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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